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说并无太大的分歧。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工业化国家本身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方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发达国家是否应当继续大力发展制造业的问题上。
一般认为，像美国，日本，德国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内制造业的地位日渐下降，但是1985年美国政府与经济学界就美国制造业当时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日本工业制成品的挑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主题是应当如何对待日益衰落的制造业。这次讨论最终达成了较为清楚的认识：美国的“新生”应当以制造业为基础，并从制造业结构的升级开始来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九十年代初以来，在知识经济的引导下，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带动了美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使美国经济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早在英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殷醒民就开始潜心钻研和分析各国制造业结构的差异与调整效果。1994年回国后不久，他即观察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进程中，竟然出现了“经济早熟”和“逆工业化”现象，直至今天，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短缺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市场的实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导致严重的失业现象。
殷醒民的这部新著力图揭示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缺少制造业的有力支撑，不可能完成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移，该书就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初步讨论，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值得认真思考的若干问题，比如：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是什么？社会稀缺资源应该流向什么样的产业？制造业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
他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力比重的对比说明制造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完成重工业化的任务，那么制造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将是巨大的。要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只有促成制造业的长足发展。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和经济稳定增长与制造业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联的。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较高比重和制造业劳动力的较低比重决定了服务业发展的低水平，因而加速工业化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政策。对中国来说，制造业内部结构应不断升级，同时必须不断扩大规模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应该以制造业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也应该纳入到这一范围内。
中国经济结构究竟是应当以服务经济还是以制造业为主显然是清楚的，工业化国家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移是因为发达的制造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物质财富。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还不可能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国民经济格局。
殷醒民博士指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较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向服务经济结构转变之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制造业，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经济的‘起飞’。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非物质部门的过度发展会‘吞噬’社会资源，减少对制造业的投资，非物质部门的过度膨胀又降低了制成品的产出，从而根本上制约了一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在“知识经济”名词充斥各种媒介、服务业日益盛行的今天，坚持和强调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不仅需要具有理论勇气，更需要有坚忍不拔的钻研毅力和锲而不舍、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
事实表明，知识积累和知识创新的最终体现是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因而加速发展制造业和提升制造业的技术结构应当是“知识经济”的核心战略，中国实现制造业深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为制成品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而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之一。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大部分劳动力终身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业，明显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活力，把农村人口的消费与城市人口的消费割裂开来，只能是减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
殷博士还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结构升级，由于资源流动的障碍过多等制度因素使资本品制造业没有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规模，导致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溢出，客观上延缓了制造业的深化过程。
该书的一个独特视角是，从人口和市场优势角度阐明了人均收入的提高与制造业的发展规模是相适应的。资源一旦可以流动就会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来促进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并以潜在的世界最大市场来说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市场优势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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